如何精准把握“新证据”认定标准，是民商事审判监督工作的难点。过于宽松，则再审程序易被滥用，生效裁判的稳定性与权威性受损；过于严苛，又恐阻碍实体正义的实现，背离再审制度的初衷。笔者立足于审判实务，总结出“实质→形式→主观”三步递进审查法，为一线法官提供清晰、可操作的判断路径。
一、新证据认定的两大实践问题
1.证明对象“越界”：冲击既判力的隐形风险。司法实践中，有些当事人将原审未主张的事实或终审后新出现的事实，以“新证据”名义提交，试图突破原审裁判的既判力范围。例如，在某业主诉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名誉权侵权纠纷案中，原审判决侵权成立，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公开赔礼道歉，但驳回业主的赔偿请求。判决生效后，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在道歉信中提及“对其他住户提供的不实言论未经审核即播放”，业主遂以该道歉信为“新证据”，主张存在“共同侵权人”为由申请再审。审查发现，道歉信虽是“新形成”的证据，但其证明的“共同侵权”事实并非原审审理的“要件事实”（原审仅审理物业公司工作人员是否构成侵权），属于典型的“证明对象越界”。若对此类证据予以认可，既判力的时间范围（原审法庭辩论终结时）将被虚化，裁判稳定性无从保障。
2.程序正义“失衡”：诉讼诚信的落空。部分当事人出于诉讼策略，在原审中刻意隐匿关键证据，待判决生效后再以“新证据”突袭，既违反诉讼诚信，也导致案件反复审理，集中审理模式难以落实。例如，在李某诉张某民间借贷纠纷案中，一审时因出借人李某仅提交载有3万元的借条，故其主张出借款项8万元未获全额支持；二审维持原判后，李某以“回老家找到”为由，提交张某于一审前书写的“正月15日给李某4万元”的纸条，以该纸条为“新证据”，张某曾承诺还款为由申请再审。
审查发现，李某在原审中未提及“还款承诺”事实，且纸条内容未明确为“借款”，其逾期提交的理由亦明显缺乏合理性。此类“留一手”行为，不仅造成司法资源浪费，更让对方当事人陷入“二次诉讼”，影响程序正义实现。
二、新证据认定的理论基础
1.诉讼诚信原则：遏制诉讼投机的程序伦理底线。在现代商事交易中，多个合同共同构成的复杂商事交易模式大量涌现，形式上多个合同貌似相互独立，但本质上这些合同的部分要素重新排列组合，依据当事人的商业意图形成隐藏的意思表示，共同构成一项新的法律行为，但发生纠纷后，当事人往往只依据部分合同主张权利。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，增加了一审法院查明事实的难度。当事人出于诉讼策略的考虑往往隐藏部分事实和证据，在诉讼目的未实现后，在二审或申请再审阶段，又提出新的事实主张，并以新证据作为支撑。这种情况下，新证据并非针对原审待证事实提出，如再审中允许随意更改事实主张，并采纳新证据，虽然实现了实质公平，但显然放纵了当事人在原审隐匿证据、再审突袭举证的行为，本质上违反禁反言原则，破坏诉讼诚信生态。
2.辩论原则：划定新证据审查的程序边界。辩论原则作为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，在我国法律理论和实践上均已经形成共识。无论在法官、律师或当事人的认识体系中，让当事人开口说话，通过法庭辩论揭示真相已经成为最基本的事实调查方法。这不仅是对当事人程序利益的保证，也是确保法律事实无限逼近客观真实的必经之路。辩论原则既是民事诉讼立法的指导原则，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理解或解释也应当围绕辩论原则进行。在大陆法系中，辩论主义的基本含义是指，作为裁判基础的诉讼资料，应当由当事人提出，法院只能以当事人提出的并经过充分辩论的资料为基础进行裁判。辩论主义的第一命题即为直接决定法律效果发生或消灭的主要事实（要件事实）必须在当事人的辩论中出现，法院不能以当事人没有主张过的事实作为判决的事实依据。由此可见，在辩论原则的要求下，法院作出裁判的事实依据，必须是双方在辩论中出具的事实。新证据的证明对象应限于原审要件事实，否则将架空辩论主义的程序价值。再审申请中提出的“新证据”若证明的并非原审的要件事实，而是原审结束后新出现的事实，则不应在再审中进行处理。
3.既判力理论：平衡实质正义与裁判稳定性。从既判力的时间范围上看，再审程序针对生效判决，应当在实质正义和生效裁判的既判力之间寻求衡平。依据既判力理论，判决依据的一般是法庭辩论终结前的事实，故只要依据当事人已经主张的事实作出裁判，就不能就这一方面的问题对裁判进行苛责。如果使用在原程序中未主张的事实（无论是之前已经获悉而因为主观或客观原因未予以主张，抑或在原审程序结束后新发现的事实）而对原裁判的正确性进行攻击，不仅违背既判力理论，也会让主审法官无所适从。因此，对于作为再审事由的新证据，不能脱离原审待证事实而单独讨论，而应当根据其所欲证明之事实的主张情况而甄别所谓的“新证据”是否正当。
由于当事人提出再审针对的是已经发生既判力的判决，所以作为新证据正当性的判别标准，就应当根据既判力发生的时间范围予以确定。确定实质既判力的时间界限，可以确定“哪些事实可以针对发生既判力的裁判提出并且可以由法院予以考虑”。也即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前向法院主张的事实，可以成为再审新证据的证明对象。而在此决定性时刻之前未提出的事实，不论原因为何，均不能成为再审新证据的证明目标。而对于既判力发生时间点之后发生的事实，由于既判力存在遮断效，于这一时间点之后发生的事实，包括权利义务关系变动的事实，不受既判力的拘束。当事人可以据此提出新诉，相关新证据应当在新诉中使用，而非据此提出再审之诉。
三、新证据“三步递进审查法”实操指引
为化解上述困境，在审查新证据中应构建由表及里、层层递进的“三要件”框架，遵循“实质→形式→主观”的递进顺序，核心是判断其是否动摇了原审裁判的根基。
1.审实质——是否“足以推翻”原审要件事实。证据的关联性：聚焦要件事实，排除无关证据。新证据必须直接指向原审裁判的“要件事实”，一般是指决定法律关系成立、变更、消灭或法律责任承担的核心事实。比如，借款合同纠纷中的“款项是否实际交付”、侵权责任纠纷中的“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”等。新证据必须足以证明原审要件事实错误，如果仅证明原判决、裁定存在一般瑕疵，应当认为证明力尚未达到“足以推翻”程度，不具有再审新证据作用。
证据的证明力：以“高度盖然性”为判断标准。新证据必须具有相当强的证明力，能够单独或结合其他证据，使原审认定的要件事实陷入“真伪不明”或被直接推翻的可能性极高。如果其证明力尚不足以动摇原生效裁判，则不应启动再审程序。实践中，可采用“高度盖然性”标准进行初步判断。“足以推翻”不要求证据达到“绝对确定”，但需能使原审要件事实陷入“真伪不明”。
证据的不可分性：区分“再审救济”与“另行起诉”。再审程序是在原审诉讼基础上的延续和补充，是相对于原审的特别救济程序。再审程序的审理原则上以原审诉讼请求为审理、裁判的对象和范围，不应超越原审诉讼请求和事实主张。若新证据证明的是一个完全可以独立成诉的新事实、新请求（如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终审后新产生的医疗费）或原审未主张的事实（如前述名誉权纠纷案中的“共同侵权人”），应引导当事人另行起诉。
需注意的是，当事人以新证据事由申请再审的，应当自行收集新证据。再审审查程序中，当事人申请法院依职权调取新证据的，一般不予准许。
2.审形式——是否真正为“新”证据。时间基准：以“原审法庭辩论终结时”为界。这是既判力“基准时”理论的要求——裁判只能基于辩论终结前的事实作出，之后形成的证据（如另案判决、新的鉴定意见）原则上不纳入再审审查。但如果根据辩论终结后新形成的证据无法另行起诉（如劳动争议中，用人单位终审后出具的“解除劳动合同原因说明”，劳动者无法就此另行主张权利），可结合实质要件进行例外审查，但需严格控制范围。
“新发现”与“新取得”的合理性审查。对于“原审辩论终结前已存在，庭审后新发现”或“原审已发现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”的证据，需审查当事人在原审中是否尽到“合理勤勉义务”。通过强化举证责任约束，细化“新发现”认定标准：客观不能，如证据由第三方控制（如银行流水需金融机构配合）；主观不能，如原审未申请调查令的视为怠于举证；特殊情形，如经法院释明仍未提交的视为放弃权利。因此，实践中，证据由对方当事人掌控，原审中已申请法院调取但未获准许，庭审后通过律师调查取得的，可认定为“新取得”；但若证据由当事人自行保管，却以“忘记存放地点”等为由逾期提交，则合理性不足，难以认定为新证据。
需注意的是，当事人在原审期间提交但未经法院组织质证的证据，若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“新证据”的规定，可在再审阶段作为新证据提交，应依法审查其真实性、合法性与关联性，并据此认定案件事实。
3.审主观——是否“不可归责”于当事人。关于不可归责事由的具体情形。结合司法实践，认定不可归责情形需要“三层过滤机制”：证据由第三方掌控（如行政机关、档案馆），原审中无法调取，庭审后通过合法途径取得；当事人因不可抗力（如自然灾害、重病）未能在原审中提交；法院程序瑕疵（如未依法送达举证通知）。例如，在某案中，中某集团未在原审提交证据，既有“档案保管不善”的主观因素，也有“未获华某公司协助”的客观原因，法院综合认定“不可归责”，认可其在再审中提交的证据为新证据。
关于可归责事由的法律后果：适用有限度的证据失权。若当事人存在故意（如刻意隐匿证据）或重大过失（如未及时查阅己方档案），即便证据具有关联性，原则上也不予采纳。例如，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参加一、二审程序，判决生效后再以“新证据”申请再审的，属于滥用诉讼权利，应直接驳回。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而“留一手”“证据突袭”，或原审中经法官充分释明后仍故意不提交，应坚决适用证据失权规则予以制裁。
需注意的是，证据失权并非“一刀切”，若证据涉及国家利益、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，可例外采纳，但需对当事人予以训诫、罚款，平衡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。
四、构建“源头治理”体系
再审审查是事后补救，要从根源上减少“新证据”滥用，需强化一、二审的“实质性准备程序”，将证据争议解决在庭审前。再审阶段的严格审查是“治标”，强化一审、二审的“实质性准备程序”才是“治本”。
1.强化庭前会议功能。推行“三固定”工作法，即固定诉讼请求、固定无争议事实（制作要素式笔录）、固定举证期限（明确逾期后果）。对于简单民商事案件，庭前会议可采用线上方式快速固定证据争点；对于复杂案件，可同步制作《举证责任及失权后果告知书》并由当事人签字确认。应在庭前会议中明确当事人的请求权基础与抗辩意见，固定无争议事实，梳理要件事实，引导当事人围绕争点提交证据。
2.深化释明制度运用。建立“三维释明清单”，即程序释明，包括举证时限、失权后果；实体释明，包括要件事实证明标准；风险释明，包括虚假陈述法律后果。对诉讼能力较弱的当事人（如未委托律师的自然人），应书面或口头释明“举证责任分配”“举证期限”“证据失权后果”，保障其举证权利，从源头上减少因不知、不懂而导致的“新证据”问题。
（作者单位：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傅伟芬 周惠）